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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参与并不能完全实现公共利益的保护，还需要依赖行政机关的执行效果。
但由相关专家或组织提交的专家建议稿对于相关公权力机关而言只具有参考作用，本质上仍属于公民或组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因此，法律草案说明中的相关论述对合宪性审查机关不具有拘束力。
其次，具体的宪法条文对法律草案内容的形成产生了直接作用，无论是作为立法宗旨、草案框架、具体内容形成的依据还是审查标准，都对法律草案的合宪性产生了实质的积极影响。法律草案说明是重要的立法背景资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宪法判断。但在特定的情况下，起草部门在草案说明中明确权力的来源能够强调立法行为的合宪性基础，避免相关争议的出现。[26] 参见曹康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32] 李飞：《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4年第5期，第623页。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法律案，由审委会和检委会讨论通过。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依据宪法具体条文行使职权时，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解释法律，制定法律规定外交衔级、国家荣誉称号等，很难受到越权的质疑。第一种是：可以采用规定生命权受国家或法律保护为基本原则，以规定只有根据法律，才能剥夺生命为例外。
注释: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包容性增长中的不平等及其法律应对研究（14BFX139）的阶段性成果，得到江苏高校青蓝工程项目与社科研究基地培育点社会风险评估与治理法治化的资助。[4]换言之，生命权既包括正常状态下的个人享有生命的权利，也包括丧失生存欲望等特殊状态下的个人抛弃生命的权利。近年来，我国在死刑的法律控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制度性建设方面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的复核权、[31]2011年5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盗窃罪等13个死刑罪名、2015年11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集资诈骗罪等9个死刑罪名等。从刑法的未来发展看，一个国家即使保留死刑，其死刑罪名主要是暴力型的、有直接被害人的犯罪，而目前中国保留的46个罪名中，非暴力犯罪或者无直接被害人的犯罪罪名还占主要的比例。
中国宪法在实施机制问题上，一直是一个问题。其二，间接的生命权不平等的表征。
文章来源：《学海》2021年第2期。[2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成绩的取得，特别是其弘扬的尊重生命、慎用死刑的观念，将会为我们进一步限制和慎用死刑提供基本的经验。因此，法律治理生命权不平等，不仅要细化行政执法的相关法律规则，执法人员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的教育也需同步加强。
[2] 生命权的主要内容又如何？生命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其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在学界仍有争议。其次，从世界发展趋势与国际形象看，消减死刑仍有空间。例如，毒品犯罪中死刑适用，应该从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两方面来判定罪行极其严重。环境权是个人能够在一个至少不对人体造成明显或者严重伤害的自然环境下生活的权利。
首先，刑法要进一步减少和慎用死刑，为治理生命权的不平等坚守底线。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死刑的滥用、死刑冤假错案与非法行政强制行为造成的死亡事件。
那么，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专业技术人员是接受生命权主体的意见从而可能使个人失去生命，还是坚守自己的意见但却可能因为医疗手术的不确定而可能导致病患者死亡呢？我们认为，应该选择后者。类似这样的特定的执法或管理中并非鲜见。
俄亥俄州的《征得同意的治疗》明确规定：……如果联系不上监护人或配偶，或者监护人或配偶拒绝做出决定，紧急手术仍然可以进行，但需要主管医疗官员的书面同意，并经过法院的同意，如果来不及获得法院的同意，医疗主管官员可以决定，事后五天内向法院补报材料。尤其是那些广有争议的死刑罪名，在适用死刑时，更是要慎之又慎，确保完全正确的适用死刑，使其判决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法律的检验。[44]吴尚聪：《终身监禁对于死刑的功能替代及其总则化构建》，《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2期。[7]但是，我们认为，国家对生命权的享有者不仅具有消极的不得任意的、非法的剥夺、伤害其生命的义务，还负有对个体的生命权采取积极的保护生命安全的义务。[23] 《阿塞拜疆共和国》采用这一立法例，其第二十七条规定：1．人人都有生命权。[24] 《爱沙尼亚共和国宪法》采用这一立法例，其第十六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生命权受到法律保护，不得随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会珍爱自己的生命，并平等地尊重他人的生命。生命权概念，从正向来理解，意味着个人对生命这样一种自然状态的肯定，即个人维持其生命的权利，求生的权利。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个人的生命权有时还遭受到来自公共管理机关和他人的非法侵害或者剥夺，从而使个人的生命权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影响着生命权的平等。第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在宪法文本中正向规定生命权受国家或法律保护之后，再进一步从反向作禁止性的规定，如可以规定：不得随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如果一个人得不到有效的救治，对生命的威胁就现实的存在，最终由量变（生病）引起质变（死亡），个人的生命权也无法保障。例如，贪污受贿犯罪，作为一种非暴力犯罪，是否应该废除死刑？对此，学界其实已经非常深刻的认识到，基于死刑的法治和法理缺陷以及贪污受贿犯罪的罪质特征，其死刑废止是刑事立法的必然前景。
刘建锋：《村民逃离癌症村遭遇重重难关》，《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12月24日。白塔河：《中国癌症村地图是触目惊心的警示图》，《潮州日报》2013年2月25日。对于死因，2009年2月8日警方称，李荞明与狱友因放风时在天井玩躲猫猫游戏发生争执，被狱友普华永踢打后头撞墙受伤后就医不治身亡。这部古董级的法律已与现在的刑事诉讼体系不相协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国家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擘画了新的蓝图。[23]这种规定的好处是在规定生命权受法律保护的同时，也会对生命权进行限制提供了法律依据，比较符合当前中国的发展实际和社会的基本观念。
[12] 任何个人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中，无论享有什么权利，都有一个前提，即他或她是一个被法律承认的个体的、有生命的人。一方面，充分的重视个人的请求与愿望，通过社会法的制度创新，更好的尊重生命的价值，进而为法律治理生命权的不平等提供更直接的制度支持。
首先，从我国刑法现有死刑罪名的类型分布看，消减死刑仍有空间。人权是人之为人的权利，是一种所谓的自然权利。
[42]因此，死刑的适用一定要慎之又慎。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上，警方称其用纸币捅开了手铐后用鞋带自缢身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重视社会建设，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第二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在宪法文本中只正向规定生命权受国家或法律保护。
从而，生命权的内涵不仅包含国家或任何人不得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还包括国家有义务和责任提高每个人的生命质量。事件及相关讨论可参见沈彬：《但愿不是又一个躲猫猫事件》，《湘声报》2009年12月25日。
[11]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页。未来生命权入宪后，不仅仅要根据宪法中生命权条款的原则和精神，制定或者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还要尽快建立违宪审查的具体机制，使违反宪法生命权条款的行为——特别是公共权力行为，通过有效的法律程序，撤销其效力，才能使宪法中的生命权条款绽放出生命的光辉。
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法律概念本身也在演变之中，诚如拉伦茨所言：构成法律规定的概念，自与法律同样常有历史性的时间结构，必须随历史之变迁而演进。对于如何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问题，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思考。
